骆宾王「咏蝉 / 在狱咏蝉」鉴赏

骆宾王咏蝉 / 在狱咏蝉鉴赏

　　此诗起二句在句法上用对偶句，在作法上则用起兴的手法，以蝉声来逗起客思，诗一开始即点出秋蝉高唱，触耳惊心。接下来就点出诗人在狱中深深怀想家园。三、四两句，一句说蝉，一句说自己，用“那堪”和“来对”构成流水对，把物我联系在一起。诗人几次讽谏武则天，以至下狱。大好的青春，经历了政治上的种种折磨已经消逝，头上增添了星星白发。在狱中看到这高唱的秋蝉，还是两鬓乌玄，两两对照，不禁自伤老大，同时更因此回想到自己少年时代，也何尝不如秋蝉的高唱，而今一事无成，甚至入狱。就在这十个字中，诗人动作比兴的方法，把这分凄恻的感情，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出来。同时，白头吟又是乐府曲名。相传西汉时司马相如对卓文君爱情不专后，卓文君作《白头吟》以自伤。其诗云：“凄凄重凄凄，嫁娶不须啼，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。”（见《西京杂记》）这里，诗人巧妙地动作了这一典故，进一步比喻执政者辜负了诗人对国家一片忠有之忱。“白头吟”三字于此起了双关的作用，比原意更深入一层。十字之中，什么悲呀愁呀这一类明点的字眼一个不用，意在言外，充分显示了诗的含蓄之美。

　　接下来五六两句，纯用“比”体。两句中无一字不在说蝉，也无一字不在说自己。“露重”“风多”比喻环境的压力，“飞难进”比喻政治上的不得意，“响易沉”比喻言论上的受压制。蝉如此，诗人也如此，物我在这里打成一片，融混而不可分了。咏物诗写到如此境界，才算是“寄托遥深”。

　　诗人在写这首诗时，由于感情充沛，功力深至，故虽在将近结束之时，还是力有余劲。第七句再接再厉，仍用比体。秋蝉高居树上，餐风饮露，没有人相信它不食人间烟火。这句诗人喻高洁的品性，不为时人所了解，相反地还被诬陷入狱，“无人信高洁”之语，也是对坐赃的辩白。然而正如战国时楚屈原《离骚》中所说：“世混浊而不分兮，好蔽美而嫉妒”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没有一个人来替诗人雪冤。“卿须怜我我怜卿”，意谓：只有蝉能为我而高唱，也只有我能为蝉而长吟。末句用问句的方式，蝉与诗人又浑然一体了。

　　好诗，不但要有诗眼，以放“灵光”，而且有时须作“龙吟”，以发“仙声”。对照杨炯的《从军行》与杜甫《蜀相》，两诗若无“宁为百夫长，胜作一书生”，“出师未捷身先死。长使英雄泪满襟”这样的“龙吟”句殿后，直抒胸臆，剖献“诗心”，则全篇就木然无光了。此诗亦然，尾联诗人愤情冲天，勃发“龙吟”，喷出蕴蓄许久的真情：“无人信高洁，谁为表予心”，遂脱去了前三联罩裹诗句的“蝉身”，使人看到了作者洁纯无瑕的报国诚心，这颗诚心恰如其《序》所说，乃“有目斯开、不以道昏而昧其视，有翼自薄，不以俗厚而易其真。吟乔树之微风，韵姿天纵；饮高秋之坠露，清畏人知。”不以世俗更易秉性，宁饮坠露也要保持“韵姿”。正是这裂帛一问，才使《在狱咏蝉》成为唐诗的卓荦名篇，超然于初唐诸宫体艳诗之上。

　　这首诗作于患难之中，感情充沛，取譬明切，用典自然，语多双关，于咏物中寄情寓兴，由物到人，由人及物，达到了物我一体的境界，是咏物诗中的名作。

骆宾王简介

骆宾王（约619—约687年）字观光，汉族，婺州义乌人（今中国浙江义乌）。唐初诗人，与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合称“初唐四杰”。又与富嘉谟并称“富骆”。 唐龙朔初年，骆宾王担任道王李元庆的属官。后来相继担任武功主簿和明堂主簿。唐高宗仪凤四年（679年），升任中央政府的侍御史官职。曾经被人诬陷入狱，被赦免后出任地方官临海县丞，所以后人也称他骆临海。武则天光宅元年（684年），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，他做为秘书，起草了著名的《讨武瞾檄》。

唐高祖武德二年（619年），也就是唐代建国的第二年，在乌伤城北一个风景秀丽、环境幽雅、名叫骆家塘的小村庄里，后来成为“初唐四杰”(与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）之一的骆宾王，诞生来到人间。骆姓是古乌伤的名门望族特有的姓，早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，就出了骆俊、骆统、骆秀一门祖孙三人，成为名盛一时的文臣武将和志行卓越的俊士，一直为史家所称道。此后骆族虽然簪缨不绝，代有才人，但到骆宾王出生之前，家族已经衰落。然而诗书传家、清节自守的家风却始终不变。

骆宾王的祖父，早年也曾担任过地方小吏，隋末为避兵乱，弃职回家闲居，过着耕读自娱的农家生活。他学识渊博，精通经史，为人豁达大度，和地方上的关系相处得很好。宾王的父亲骆履元，就是在他的精心培育和言行熏陶下，成长为一个经纶满腹、志行超逸、在当地颇有声望的才士。如今第三代的长孙降临人世，为这个和睦欢乐的家庭更增添了一分喜气。祖、父两个忙不迭地翻检古籍，要为小儿取一个好的名字。

出于久乱求治的心切，加上望子成龙的渴望，父子两人经过一番推敲，最后根据《周易·观·六四》：“观国之光，利用宾于王”的意思，给小儿取名宾王，字观光。用意是期望小生命长成后，能体察民情，辅佐君王，建功立业，造福黎民。——骆宾王长大以后，深谙祖、父命名的苦心，于是矢志不渝，始终以自己的名、字作为言行进止的座右铭，力图辅君佐国，干一番事业。然而世海泛浊，正道难行，迎接他的却是一连串的波折与不幸。又是罢官贬职，又是诬赃下狱，命运乖蹇，壮志难酬。最后遁迹荒野，客死他乡，连骸骨下落也不为人知。这样的结果怕是祖、父为他命名时所始料不及的。

唐朝建国以后，为了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，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。国家很快从战乱中恢复过来，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在这种蒸蒸向上的社会气氛激励下，根据儒家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教诲和家族“簪缨传家”的传统，学业修成，等待传飞腾跃的骆履元，在家里待不住了。在父亲的指点下，他打点行装，离家出游，上京谋仕去了，把小宾王的教育和养抚留给自己的父亲和年轻的妻子。为了使自己的期望成为现实，祖父对骆宾王的教育称得上是呕心沥血。还在宾王开始咿哑学语的时候，祖父就经常把孙子抱坐在膝上，教他朗读简易的诗文。大约是“天之欲降大任于斯人”吧，一开始骆宾王对诗文吟读就表现出浓烈的兴趣，仿佛和它们有天合之缘。一首诗只消教几遍，他就能用吐字还不十分清晰的童音朗诵出来。抑扬顿挫，颇合规矩，而且经久不忘。这种天赋的资质与灵性，使祖父兴奋不已，脸上总是荡漾着笑容。合家人的生活也因此增添了不少欢乐。

转眼间，骆宾王已经五六岁，他不仅已熟记不少诗文，而且在祖父的指导下，还能吟句作文。祖父经常向他讲述的历史掌故和人物故事，在他的脑子里积存起来，使他拥有了初步的文史知识。对儒家处世做人的道理，虽然还不能深切理会，但在祖父的言传身教下，也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。应该说骆宾王的启蒙教育是十分出色的，他心中的智慧之门，很早地被打开了。

骆宾王7岁咏鹅的故事，具体情节是否如此，史无明载，这里只能按传说缀成。但这首诗，像春风一样，很快就广为流传，成为各地学童人人喜爱诵读咏唱的童谣。骆宾王从此也就得到“江南神童”的美誉。

随着岁月的流转，这首诗连同骆宾王7岁咏鹅的故事，始终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。如今不仅国内人人都在传唱，而且冲出国境，成为儿歌的经典和智慧的象征。永远放射着光芒。

骆宾王的父亲外出谋仕，经过几番拼搏，终于京试中式，被授予博昌（今山东博兴）县令。消息传来，合族振奋。他在博昌任上忙完交接事务之后，就抽暇南下，返乡省亲祭祖。然后携妻、儿北上，同居任所。

骆宾王离开义乌的时候，年龄大约在10岁左右。虽然他在家乡已经享有神童的美誉，但从祖父那里接受的仅仅是启蒙教育。父亲认为要想学有所成，必须进行严格的系统教育。一方面他亲自督导，让宾王继续承接家学的传统。另一方面，他又把宾王送进博昌县学馆，接受齐鲁学风的熏陶。

在四杰中他的诗作最多。尤擅七言歌行，名作《帝京篇》为初唐罕有的长篇，当时以为绝唱。骆还曾久戍边城，写有不少边塞诗“晚凤迷朔气，新瓜照边秋。灶火通军壁，烽烟上戍楼。”豪情壮志，见闻亲切。唐中宗复位后，诏求骆文，得数百篇。后人收集之骆宾王诗文集颇多，以清陈熙晋之《骆临海集笔注》最为完备。

“四杰”齐名，原是诗文并称的。他们的骈文在才华艳发、词采赡富之中，寓有一种清新俊逸的气息。无论抒情、说理或叙事，都能运笔如舌，挥洒自如，比起六朝后期堆花俪叶，一味追求形式之美的文风，有着明显的不同。骆宾王《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》，便是最能代表这种时代新风、流传广泛的名作之一。它以封建时代忠义大节作为理论根据，号召人们起来反对正在筹建中的武周王朝,气势充沛,笔端带有情感。其中“一抔之土未干，六尺之孤安在”二句，颇能激发唐朝旧臣对故君的怀念。据说武后读到了这两句,矍然为之动容,问：“谁为之？”或以宾王对。后曰:“宰相安得失此人！”（《新唐书》本传）足见他在政治和文学上的才能，连敌对方面目空一世的武则天，也为之折服。

《骆宾王集》，最早为中宗时郗云卿所辑10卷本,其书已佚。明、清两朝流行的有4卷本、6卷本和10卷本，所收篇目大致相同，均为后人重辑。清人陈熙晋《骆临海集笺注》后出，最为完善，有中华书局排印本。事迹见新、旧《唐书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