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阳修「纵囚论」评析

欧阳修纵囚论评析

　　这是一篇史评，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，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，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。 文章开门见山，警拔有力。从“信义行于君子，而刑戮施于小人”说起，定下了全文的基调，标出全文的主旨。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，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，反复论析，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，违反法度，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。议论纵横，深刻入髓。“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”，而不是什么“施恩德”“知信义”，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。因此，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，不可以作为“天下之常法”，而应该“尧舜三王之治，必本于人情。不立异以为高，不逆情以干誉”。文章据史立论，层层辨析，论证充分，结论高远，警醒人心也。

　　据史书记载，唐太宗曾于632年（贞观六年）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，令与家人团聚，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。其后三百余入均如期返回，朝廷遂赦免其罪。在欧阳修以前，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“美谈”，认为唐太宗能“施恩德”，囚犯“知信义”。作者独能力排众议，提出了自己的意见。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。

　　《纵囚论》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，结构严密。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三个部分。在提出问题时，作者肯定地指出，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，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。在分析问题时，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，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。文章从唐太宗、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：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“上下交相贼”的闹剧。同时，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，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。这种“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”的笔法，确实犀利无比。在解决问题时，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：不管从事何种工作，“必本子人情”。全文浑然一体，无懈可击。

　　《纵囚论》的反问句较多，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。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，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。所有这些，都值得认真揣摩。

欧阳修简介

欧阳修（1007─1072）字永叔，号醉翁，晚号六一居士，吉水（今属江西）人。修幼年丧父，家贫力学。天圣八年（1030）进士及第，为西京（今河南洛阳）留守推官。在西京三年，与钱惟演、梅尧臣、苏舜钦等诗酒唱和，遂以文章名天下。景祐元年（1034）召试学士院，授宣德郎。三年，以直言为范仲淹辩护，贬夷陵（今湖北宜昌）县令。庆历中，以右正言知制诰，参与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等推行的「新政」。「新政」失败后，外任。至和元年（1054）丁母艰期满，召还与宋祁同修《唐书》。累迁礼部侍郎、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。熙宁四年（1071）六月，以太子少师致仕，居颍州。次年卒，年六十六，谥文忠。《宋史》有传。对宋初以来靡丽的文风提出批评，主张文章应「明道」、「致用」，并积极培养后进，为北宋文坛领袖。著作宏富，有《新唐书》、《新五代史》等。其诗文杂著合为《欧阳文忠公文集》一百五十三卷。在40多年的仕宦生涯中，屡遭贬谪。庆历三年（1043）参与范仲淹「庆历新政」，五年被贬滁州太守。以后担任过朝廷和地方的许多重要官职，所谓「历仕三朝，备位二府」，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，每到一处，多有政绩。在学术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。既是文学家，又是史学家、经学家、金石学家，诗、词、散文均为一时之冠。他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取得了胜利。又喜奖掖后进，在唐宋八大家中，除他之外的北宋五家，不是出自他的门下，就是受过他的奖引扶掖。苏轼父子及曾巩、王安石皆出其门下。一生写过500多篇散文，政论、史论、记事、抒情各体兼备，内容充实，文风流畅婉转。《朋党论》、《伶官传序》、《醉翁亭记》等为历代传诵。诗歌风格多样，有的议论时事，抨击腐败政治，同情人民疾苦，有的抒写个人情怀和山水景物；有的写得沉郁顿挫，有的写得清新秀丽。《六一诗话》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诗话，开创了新的论诗体裁。词的创作从总的方面看，对花间、南唐词因袭的成分较多，但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也有一定的发展。有咏史怀古的词篇，并用词这种形式和朝廷大臣、亲朋故旧唱和，表达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。较少堆砌绮词丽句的无病呻吟，抒情个性是志气自若，放旷达观。他善于发现大自然的美，并在词中再现这种美，如《采桑子》、《渔家傲》诸阕，描绘西湖景物，写得清新洒脱。爱情词有的典雅含蕴，有的大胆率真，并注重心理刻划，增加了词的抒情深度。词集有《六一词》、《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》、《醉翁琴趣外编》。史学方面，除参加修撰《新唐书》外，又自著《新五代史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