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诗词

韩愈「原毁」赏析

韩愈《原毁》论述和探究毁谤产生的原因。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,其根源在于“怠”和“忌”,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;不怠不忌,毁谤便无从产生。文章先从正面开导,说明一个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才符合君子之德

韩愈原毁赏析

  《原毁》论述和探究毁谤产生的原因。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,其根源在于“怠”和“忌”,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;不怠不忌,毁谤便无从产生。文章先从正面开导,说明一个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才符合君子之德、君子之风,然后将不合这个准则的行为拿来对照,最后指出其根源及危害性。通篇采用对比手法,并且全篇行文严肃而恳切,句式整齐中有变化,语言生动而形象,刻划当时士风,可谓入木三分。

  本文抒发了作者个人的愤懑,但在不平之鸣中道出了一个真理:只有爱护人才,尊重人才,方能使人“乐于为善”。此文从“责己”、“待人”两个方面,进行古今对比,指出当时社会风气浇薄,毁谤滋多,并剖析其原因在于“怠”与“忌”。行文严肃而恳切,句式整齐有变化,语言生动形象,刻画入木三分。

  第一段  第一段论证古之君子“责己”、“待人”的正确态度。“责己重以周,待人轻以约”是“古之君子”的表现特征。

  第二段  第二段紧承上文,剖析“今之君子”表现。谈“古之君子”的态度是“责己”、“待人”,而谈“今之君子”却用“责人”、“待己”。一字之差,点明了两者不同的态度。对人的缺点,一个是“取其一不责其二;即其新,不究其旧”;一个是“举其一,不计其十;究其旧,不图其新”。对人的优点,一个是“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”;一个是“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”。由此得出结论:今之君子责人详、待己廉的实质是“不以众人待其身,而以圣人望于人”。这一结句,简洁有力,跌宕有致,开合自如,非大手笔不能为之。

  第三段  第三段以“虽然”急转,引出“怠”与“忌”是毁谤之源。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,其根源在于“怠”和“忌”,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;不怠不忌,毁谤便无从产生。“怠者不能修”,所以待己廉;“忌者畏人修”,因而责人详。为下文“是故事修而谤兴,德高而毁来”的结论作了铺垫。文中既有理论概括,又有试验说明,顺理成章地得出了“是故事修而谤兴,德高而毁来”这一根本结论。最后三句,既交代了此文的写作目的,呼吁当权者纠正这股毁谤歪风,又语重心长、寄托了作者对国事的期望。

  对比手法  文章通篇采用对比手法,有“古之君子”与“今之君子”的对比,有同一个人“责己”和“待人”不同态度的比较,还有“应者”与“不应者”的比较,等等。此文还运用了排比手法,使文章往复回环,迂曲生姿,大大增强了表达效果。

韩愈简介

韩愈(768─824),字退之,河内河阳(今河南孟县)人。祖藉昌黎(今河北通县),每自称昌黎韩愈,所以世称韩昌黎。唐德宗贞元八年(792)进士,贞元末,任监察御史,因上书言事,得罪当权者,被贬为阳山(今广东阳山县)令。宪宗时,他随宰相裴度平定淮西之乱,升任刑部侍郎,因上疏反对迎佛骨,被贬为潮州(今广东潮州)刺史。穆宗时,官至吏部侍郎。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,其散文被列为「唐宋八大家」之首。他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的传统,反对六朝以来讲究声律、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,提倡散体,他主张文学的语言要「词必己出」,「唯陈言之务去」,对散文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。其文各体兼长,遒劲有力,条理畅达,语言精炼,为司马迁以后文学史上杰出的散文家之一。韩愈的诗歌也有特点,气势壮阔,笔力雄健,力求新奇,自成一家。他开了「以文为诗」的风气,对后来的宋诗影响很大。但有些诗流于险怪,是其缺点,对宋诗影响颇大。有《昌黎先生集》。